互联网行业反腐史：拍蝇打虎猎狐，迎战下半场

互联网行业集中反腐浪潮背后，是企业战略和组织制度的变迁。

（图/视觉中国）

《财经》记者 管艺雯 | 文   宋玮 | 编辑

徐光中（化名）说自己身上有很多疤痕，是在早期“办案”的时候留下的，印象中比较危险的一次，他在东北某市搜集调查对象的相关证据，调查对象手下的十几个小伙子把他围在中间，说是要找他“聊一聊”。

“办案”的徐光中不是一个警务人员，他是一名互联网公司的廉政调查经理。

随着反腐成为互联网进入下半场的新常态，这一岗位也成为了各家成熟互联网公司的标配。

目前很多互联网公司都在内部设有反舞弊的专门团队和部门，比如阿里（BABA）的廉政合规部、京东（JD）的内控合规部、百度（BIDU）的职业道德委员会等，它们往往独立于各个业务部门，向公司创始人或者联合创始人直接汇报。

这支由曾供职公检法部门、拥有多年经侦经验的原刑警组成的队伍，在内部往往比较低调神秘、直接向公司创始人团队负责，可以调查任何人并进行不公开的审讯，他们在“办案”时从不手软。

在他们手里，曾拿下过原阿里大文娱轮值总裁杨伟东，原腾讯在线视频部总经理刘春宁，原百度三位副总裁王湛、李明远、曾良……这些人都曾是BAT的核心高管，身处权力中心，但最终都陷入了腐败旋涡，成为互联网公司反腐历史上不能跳过的重要一笔。

有人把这支队伍戏称为“锦衣卫”，这个充满争议的外号，似乎暗示着公司的反腐从来不简单，它需要配合公司发展需要，在必要时成为帮助创始人杀伐决断的一件“暗器”。但对这支队伍本身而言，他们并不甘心被定位为具有某种阴谋意味的工具。

互联网行业反腐简史

徐光中说自己身上的疤痕不再增加是在四五年前。

一个原因是他的“办案”手法变得成熟，不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

作为廉政调查经理的他有一次遭遇了“反贿赂”，当时他被派往山东某市调查一名城市经理A，飞机在航行了一个多小时后落地，徐光中打开手机，微信上收到了A发来的2万元转账，一起发来的，是一条希望“吃个饭聊聊”的消息。

徐光中没有马上去见A，他首先把2万元在微信上退回给A并截了图；接下来的两天，徐光中根据举报人讲的情况，调查收集证据，在A的所有贪腐行径都被落实之后，徐光中叫上自己的一名廉政部同事一起去见了A，最终A没有办法只好妥协。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徐光中向《财经》记者回忆说，2014年国家开始重点打击腐败。那一年7月下旬，中纪委监察部网站推出“聆听大家”系列访谈，已故著名小说家二月河在当时接受采访时这样形容2014年的反腐盛况——“蛟龙愤怒、鱼鳖惊慌、春雷震撼、四野震动”。

这样的反腐盛况也促使民营企业纷纷效仿，民营企业的创始人们开始重视公司内部的反腐败部门，愿意花高薪去挖掘专业人才，2014年也成为互联网企业反腐的一个关键节点。

在2014年之前，部分互联网企业开始组建廉政部门，那时的互联网反腐处于萌芽阶段：

百度在2011年就成立了百度职业道德委员会，实际负责内部反腐的是百度职业道德建设部，核心成员均为从事过企业内审、检察官、警察等职业的专业人士，该部门在百度内部具有高度独立性，不隶属于任何业务部门，在进行腐败案件调查时，直接向最高管理层汇报工作，此外道德建设部在不少地区还设有分部；

阿里于2012年设立集团一级部门廉正合规部，对标香港廉政公署，集团赋予其“上不封顶”权限，只向集团CPO（首席人力资源官）汇报，当时互联网领域最大的反腐案集中发生在阿里，包括2011年的B2B欺诈事件、2012年的聚划算事件；

京东CEO刘强东曾自述，其大学时用给人做系统软件挣的钱买下一家餐馆创业，结果因为收银员、大厨和采购人员贪污，最后餐馆垮了，这段经历让他对贪污腐败持“零容忍”态度，他说：“如果公司怀疑你贪污10万元，就算花1000万元去调查取证，也要把你查清楚。”2012年，京东整合了审计、监察等多个部门职能，新部门正式更名为内控合规部。

而到了2014年以后，伴随着国家重点打击腐败，互联网企业的反腐也进入了高举高打的繁荣阶段，阿里巴巴、京东等公司也在这期间形成了自己的反腐特色。

华为一直是企业打击腐败的学习典型，华为总裁任正非在内部多次强调，“唯一能阻挡华为公司前进的，就是内部腐败。”

2014年9月，华为首次召开企业业务的经销商反腐大会，通告了116名员工涉嫌腐败，涉及69家经销商，其中4名员工被移交司法处理。有趣的是，华为别出心裁，董事会决定将3.7亿元涉案资金用于奖励那些遵纪守法的职工，按照当时的员工数计算，每位华为员工将会获得数千元奖金。

阿里对价值观的守护看起来比较严格，2016年9月，五位阿里程序员用自己编写的脚本在公司内部公开秒杀月饼的活动中“秒到”了133盒月饼，事后阿里以其行为不符合公司的“价值观”为由对他们进行了劝退，过重的处罚一时引发巨大争议。

时任阿里CPO蒋芳在内部信中称，“劝退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尽管这“引发许多同事担忧我们对坚守价值观过于偏执以及会给鼓励创新的容错文化造成伤害”，但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要提醒大家“善待手中的权力”。

一位阿里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阿里规定不能收任何礼品，如果收了，所有礼品都要上交给集团进行登记，“除了一支笔，或者一本用来纪念的笔记本这些东西可以不用上交，其他都要上交”。

京东的反腐动作则日趋常态化，其分别设立了廉洁京东网站和公众号，任何腐败事件涉及的人员均会被实名公告，每查处一起公告一起，同时京东实行管理层ABC问责制度，除涉及腐败行为的员工被辞退外，员工的直接管理层和间接管理层都将被进行问责处理。

到了2017年，随着移动互联网人口红利触达天花板，以及2018年以来的全球经济环境下行，多数公司结束了蒙眼狂奔的高速发展阶段，互联网进入全面反腐，小米（1810.HK）、360、美团点评（03690.HK）、今日头条等纷纷爆出相关案例。

2017年2月24日，京东联合腾讯、百度、沃尔玛中国、宝洁、美团点评、唯品会等企业共同发起建立中国互联网企业首个反腐行业自治组织“阳光诚信联盟”，目前联盟成员超过200家。

一位联盟成员告诉《财经》记者，他认为该联盟上线的失信名单共享系统对腐败是“一记重拳”，这个系统的作用就是如果你在一家公司贪腐，联盟内其他200多家公司都会被共享信息，你也无法再去这些公司入职。

上述联盟成员表示，“过去我们的商业反腐一直是打形，没有打神。过去很多人的犯罪成本太低了，他在A公司出现了问题，但可以轻易到B公司任职，结果你发现他的职务薪资比原来还高。所以这个失信名单的共享对改善这一情况有很大作用。”

据京东内控合规部负责人向《财经》记者介绍，“系统启动以来，有多家联盟成员已经通过系统查询拒绝录用了多名失信人员，还劝退了几名在职的失信人员，其中有一名还是某社交电商部门负责人。”

“我不是锦衣卫”

若把反腐案例置于时间的长河，它们造就了一部互联网反腐历史；若加上企业战略发展的底色，反腐于是不是简单的反腐，许多反腐案例被附着了更多作用。

2011年，阿里遭遇了自己的“本命年危机”，这一年，马云出现在了三次发布会中，一次是因为中央电视台曝光淘宝出售假货，一次是支付宝股权转移风波，第三次则是因为当时的淘宝商城修改规则遭到巨大反弹，引发了著名的“十月围城”事件。

也是在2011年，阿里B2B发生欺诈事件，100多名涉案销售员被开除，1000多位涉嫌欺诈的“中国供应商”客户被清理，公司CEO卫哲、COO李旭晖因此引咎辞职。

2011年可谓阿里彼时的至暗时刻，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在2008年至2010年，阿里进行了迅猛的招聘，几乎每年都要招数千名左右的新员工，2011年阿里总员工数已达到2.4万人。

时任阿里第一任首席风险官邵晓锋坦言，“阿里的员工培训体系、价值观与文化融合没能完全跟上人员扩张的速度，而新员工的价值观也给原有的体系形成了挑战。”意识到这个问题，阿里在2012年初提出为期三年的“修身养性”，并作出了2012全年只新增200名员工的规定。

邵晓锋曾任杭州市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一大队大队长，2005年3月加入阿里，负责鉴别和防止网站欺诈，包括领导淘宝网打击假货等工作，担任阿里网络安全部总监，此后邵晓锋先后担任了CEO助理、淘宝网副总裁、支付宝执行总裁、B2B中国事业部总经理等职务，现任阿里党委书记和脱贫基金秘书长一职，是阿里合伙人之一。

员工价值观出现问题，除了“修身养性”，更要紧的是“刮骨疗毒”。

因此在2012年，阿里迎来了其史上力度最大的反腐整顿运动。廉政合规部2012年1月到5月已完成调查22起员工违规事件，查处违规员工27名，移送司法机关6名，外包人员3人。

2012年7月，阿里公告称经杭州警方确认，原聚划算总经理阎利珉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刑事拘留，随后阎利珉因接受价值53.8万元人民币的贿赂，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令人惋惜的是，阎利珉当时正值盛名，是他一手将聚划算带到当时团购行业的第一梯队。

如果阿里在2012年的反腐运动颇有一些不得已的意味，那么2016年双11前夕京东查处公布内部腐败事件，则更多是刘强东的主动而为之。

2016年10月24日“廉洁京东”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反腐内部公告》显示：京东集团在过去一段时间查处了10起内部腐败案件，涉事部门包括京东商城服饰家居事业部、消费品事业部、3C事业部、微信手Q业务部等多个部门，其中涉及人员最高职位达到总监级别，京东商城服饰家居事业部奢侈品部总监栾霁利用职务便利，安排其家属实际控制的公司与其管理的部门合作违规获利，同时还涉嫌收受其他供应商的商业贿赂，栾霁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办公室被警方带走。

这是京东首次实名对外公布内部腐败事件，这一年刘强东回归业务一线，反腐的大刀挥下，能够帮助刘强东在业务一线树立权威。

同年9月18日，百度发出邮件通报，列举了17起内部严重违纪案件，总计开除30名员工，涉及的罪名包括为商家刷单、骗取公司补贴款、虚报会议费用、占据推广费、与合作伙伴大额往来、篡改搜索排名、受贿、弄虚作假冲业绩等各种名目。

在这其中，百度糯米是贪腐重灾区，是被整顿的重点，百度对糯米的集中反腐，被解读为百度放弃O2O全面拥抱AI的战略转型之举。

《财经》曾报道，2016年中，百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紧急召回百度元老任旭阳，回归后任的一项关键举措就是说服李彦宏放弃O2O战略：百度糯米与大搜进一步整合；百度外卖寻求投资和出售。

百度糯米随后又在2017年迎来了两次裁员，2017年3月，百度糯米总经理曾良也因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下利益，被百度决定解除劳动合同。

在公司的不同发展阶段，反腐的作用也不尽相同，它或被用于整顿队伍、或被用以树立威信、也可能被用来换掉不再需要的人。

“你可以把这个理解成在企业治理的过程中，创始人在管理上的平衡之道。”徐光中说。

徐光中所在的廉政部曾经发现过公司主营业务旗下的各个总监全部存在贪腐问题，“后来发现是因为主营业务的总负责人有问题，所有人都会在各自的运行过程中，与这个负责人产生利益纠葛”。

他回忆在做这份调查报告的时候，自己全身“都在抖”，这是公司的命门业务，他担心一旦创始人签了字，就意味着明天他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后来徐光中目睹了创始人先把负责人换掉，由联合创始人接任，具体业务的总监再一个一个剔除的全过程。“大概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跨度非常大。很多阴谋论的人就会说，你看谁把谁搞掉了？其实只是在合适的时间把我们已经掌握的证据拿出来而已，不是这个东西我没有，也不是我之前没查。”

徐光中不喜欢“锦衣卫”这个称呼，他觉得人们聊起这个词的时候，总喜欢往里面多多少少加上一点阴谋论的意味，把他所在的部门看作是老板手里“排除异己”的一件“暗器”，这让他觉得别扭。

徐光中说他平时在公司，由于其身份同事都防着他，他自己精神压力又很大。“能跟你聊聊天，我觉得很开心。”他说。

但他也没法肯定地说这种情况完全不存在，于是他谈起了自己个人的想法，“我更愿意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军人的角色。”徐光中没想用这样一个角色来强调自己是多么正义感爆棚，他说是一种责任，自己做的工作，对自己、老板和企业负责。

他说，“阴暗世界一定是有，但我相信阳光能照射的部分更大，而且会越来越大。”

优化组织，迎战下半场

对拥有多条产品线、需要时刻创新的互联网公司管理者来说，腐败往往是最先涌现出的问题，其背后会牵扯出效率低下、价值观紊乱等等的组织管理难题。

在最近的36氪WISE大会上，美团点评联合创始人王慧文称企业发展由市场、领导力、创新三个阶段驱动，而下半场的特点是市场驱动的红利没有了。“新业务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不那么精准地理解为偏创新驱动，那么领导力驱动，就跟组织相关。”

王慧文认为今天中国互联网公司的组织能力建设，除了竞争对手阿里巴巴，其他都不过关，包括美团自己在内。

反腐是体现组织能力的手段之一，阿里一直是反腐的典型，王慧文演讲结束一周之后，美团点评即发布生态反腐处罚公告称：2018年2月至今，美团“重案六组”在业务、HR、风控、技术、IT、内控、内审等团队支持下，调查违纪类刑事案件29起，移送公安机关查处89人。

美团点评一举创下互联网公司单次通报涉案贪腐人数最多的纪录，其中涉及人员最高级别为外卖渠道高级总监，因触犯公司高压线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最后美团点评还在公告提醒中高层管理者“珍惜羽毛，引以为戒”。

据《财经》记者了解，美团点评的监察部原本向王慧文汇报，在今年改为向美团点评联合创始人穆荣均汇报；今日头条内部反腐的部门叫道德监察委员会，反腐力度也非常大，原西瓜视频创始人因出卖公司信息被判入狱，头条内部还设有匿名邮箱，内部可以写匿名信举报；滴滴内部设立廉政合规部，直接向CEO程维汇报。

在经历了互联网上半场的跑马圈地、蒙眼狂奔之后，尽管这些新一代互联网公司各项业务数据飞速增长，但是组织建设仍处在早期阶段，在公司没有完善组织制度保障的情况下，腐败必然会滋生。

值得在意的是，在小米、美团上市之后，两家公司的创始人雷军、王兴都不约而同把主要精力放在公司的组织建设上，他们也都注意到了在下半场，优秀团队和系统的重要性。

美团点评CEO王兴在今年三季度业绩交流会上表示，在IPO后，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在组建基本组织结构。“我认为组建基本组织结构对我们来说，是现阶段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要确保美团拥有更好的团队。实际上在中国，由于市场庞大的关系，很多公司都可以发展得很快，中国缺少的不是机会，而是长期发展的能力，拥有这样的能力，必须要靠优秀的团队来实现。”

今年9月份，雷军进行了小米上市后的首次架构调整，特别组建了组织部和参谋部。目前在中国的民营高科技企业里，有设置组织部的，只有华为和阿里两家企业，如今小米是第三家设立这一部门的企业。

在与晨兴资本创始合伙人刘芹的对话中，雷军表示小米的下一步发展，最重要的是能怎么构建像美军一样的指挥系统和组织系统，使公司处于高效并且可持续的发展之中。

雷军说，“当我们的组织系统复杂到几万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这个CEO 无论怎么能干你都是光杆司令，所以我致力于建立像军队一样的参谋系统，团级建制，全部要设参谋部，营级建制，设作战参谋，使整个组织系统变成一种网状的组织结构。”

随着组织不断进化，事先预防或许比事后反腐更有价值。“不想、不能、不敢。不想是第一条，我连想都不想，这些钱我压根就不想去贪，或者不想从漏洞当中获益。”

徐光中说“不想”是他所在的廉政部门希望员工能达到的最完美状态，也是他们的最重要工作之一，包括新员工入职时的廉政教育课程、一个月一次的培训宣传、一年一次的高管定期约谈等等。

据《财经》记者了解，京东内控合规部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腐败预防、腐败调查、公司审计、反腐宣传和培训等工作，部门负责人会通过对案件复盘的同时与公司各部门完善制度与流程，完善系统建设，并针对性地开展反腐培训与宣传。

企业的风控部门也在构建主动防腐风险的方式，比如阿里在聚划算事件以来，积极尝试将数据化引入廉正风险防控，努力降低人工参与程度，并做到后台业务数据可审计可追踪，压缩腐败空间；2015年开始，公司开始探索对重要业务场景和操作行为进行风险节点的模型控制监测，逐步形成基于业务模式和业务系统的违规预警分析机制。

在一篇华为总裁任正非钦定的文章中，主要讲述了华为曾经遇到的组织管理难题，任正非将其总结为“三大组织黑洞”，包括组织的惰怠现象、山头主义和腐败。

在这三个黑洞中，任正非认为最可怕的其实并不是腐败和山头主义，而是组织的惰怠现象。“历史是最可怕的敌人，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生机勃勃，什么错误都可以犯，也敢犯，也犯得起，一个组织也是如此，早期可以不断去尝试失败，在失败中找到成功的路径。但到一定阶段，当这个组织有了历史，组织就开始慢慢变得板结起来。控制多一点儿，还是控制弱一点儿，常常是一个无解的话题。”

一家公司的组织建设，仅仅处理贪腐的员工是远远不够。2018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政策法规研究室副主任赵秀平提出了“庸官、懒官、乖官、巧官”的四官问题，分别对应了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和假作为四种干部队伍中的官场现象。

这四种现象投射到每一家互联网公司，都能找到对应的员工，他们对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也许未必比贪腐员工小。

当一家公司出现不同层级的权力拥有者，在没有完善制度保障和监察体系的情况下，雁过拔毛将成为必然。互联网产业下半场来临的时候，反腐始终是许多公司的持续动作。

（本文首刊于2018年12月24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本文由树木计划作者【财经杂志】创作，独家发布在今日头条，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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